社会科学家 | 耿步健：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哲学奥秘

理解唯物史观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和成就辉煌事业的哲学密码，需要在正确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内涵及其伟大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选择的理论价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把唯物史观作为自身哲学根据的原因。

（一）唯物史观是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又称历史唯物主义，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给全人类作出的石破天惊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精辟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结合马克思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洞见：唯物史观重视和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及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重视和强调劳动（即生产实践）是连接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在人进化为人、并进而形成一定社会关系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认为劳动既是运用工具生产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呈现生产力的一般发展规律，又是形成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化过程——呈现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认为劳动不仅形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催生一定社会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受经济基础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认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基础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正是运用了唯物史观，“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精辟分析和阐述了“两个必然”，从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形成。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依据唯物史观，明确提出“两个决不会”，从而为近现代中国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为近代中国救国存亡的道路选择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曾精辟指出，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唯物史观正由于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因而最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无产阶级通过解放全人类最终解放自己的战斗武器，并为近代中国救国存亡的道路选择指明了方向。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正是由于没有唯物史观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得那时一代代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立志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各种政治力量，虽然先后经历了向西学技术、向东学制度、继而又向西学制度，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中国的出路，依然如毛泽东所描写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搞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造成中国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资本殖民扩张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激烈争夺，“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成为历史铁律，统治者的昏庸与无能只能一次次忍受外侮和屈辱，救国存亡者的蒙昧与野蛮只能用血和泪来祭奠不屈的抗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指导一代代救国存亡者的哲学观总体上看是唯心史观。而这种唯心史观，由于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要么归结于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的客观精神——如孔子的“人天主宰人世的客观精神”等，要么归结于杰出人物的主观意愿——如梁启超的“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等，没有真正看到纵贯整个人类漫长而又不断星转斗移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螺旋发展中的内生动力作用，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强大推动作用，因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中国近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最终历史性惨败，实际上就是唯心史观的“遭劫在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所揭示的，也正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由于没有意识到唯心史观的历史局限性，没有很好地唤醒民众和争取民众的支持，使得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在劫难逃。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缺少真正的了解，那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千奇百怪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本质界限。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愚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李大钊亲自撰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白话文杂志《新青年》，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方面，比较全面而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除了《新青年》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外，一些留日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情有独钟并有所研究的先进青年，也开始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留日青年李达还专译《唯物史观解说》，为中国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使得“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随着充满“唯物史观”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必由之路。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在其实现由唯心史观彻底转变到唯物史观从而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这三部著作对其影响最大。这三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渗透着唯物史观。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教会毛泽东如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如何用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论去观察社会、如何用群众史观去改造现实，所以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信件交流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哲学根据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唯物史观作为自身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哲学根据，乃是因为：第一，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新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观念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运用唯物史观来对中国的上层建筑——阶级与国家、政党与革命等诸多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哲学层面的政治考量和研究阐发，从而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即主张“不谈政治”）的盲目革命论划清界线；第二，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未来成立的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只有用唯物史观武装自己才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以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第三，唯物史观彰显了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因而是不是具有和坚持唯物史观、能否将唯物史观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了检验一个人是否属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第四，将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作为共性的马克思主义同作为个性的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完美地结合，跳出教条主义的唯理论陷阱，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的外部同一性和内部的特殊性，从而科学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将唯物史观作为其哲学基础，才真正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当时最广大的农民，才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真正在实践中形成了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才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不断纠正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谨慎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关系与矛盾，成为“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朝鲜和越南之外）仍保持社会政治结构安然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逐步地成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彻底击碎了那些持有某种“错觉或者幻觉”——“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就可以追赶上来，很快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人的早已被蒋介石、国民党证明了不可能实现的“梦”。即便是当今西方世界，唯物史观也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清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从本质上认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趋势”，这也从一定意义上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属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四个自信”。

02

物史观在中国的生动实践及不断发展，宛若一幅生动壮美、充满生机的“写意画”。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就在于能够不断运用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称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 [2]，并在此基础上“使我们能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刻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是如何坚持和践行唯物史观的呢？

（一）明确将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一道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唯物史观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宛如人世间“最强神明”，照亮着各国共产党人前行的路。由于唯物史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因而我们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高度重视，并如前文毛泽东所说要将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可以说，我们党学习、研究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就是努力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鉴于此，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更是守正笃实：“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尽管非常遗憾的是九大、十大党章没有将这一规定写进党章，但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规定。之所以要恢复这一规定，叶剑英说：“‘四人帮’妄图从根本思想上扰乱我们党。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修正主义，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就宪法而言，早在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82年《宪法》强调：“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坚持和贯彻了唯物史观，党的各项事业就能得到稳步发展，什么时候偏离或忘记了唯物史观，党的事业就会遭遇重大挫折。遵义会议之前党在革命中遭遇的挫折，以及党的八大以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从根本上说都偏离了唯物史观，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在作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习近平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并要努力“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一张蓝图抓到底”的接力要求，努力擎画和书写改革开放历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二）明确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党坚持不懈奋斗的初心和使命

“唯物史观把规律和真理奠立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形成两个概念，即客观规律（客观真理）和人民主体……”其中的“客观规律”使我们党懂得必须将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人民主体”使我们党懂得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从而秉持“人民立场”。作为唯物史观成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明了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正是由于《共产党宣言》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这一合规律性的崇高价值性，使得“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文化中的“经邦济世，强国富民”思想与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抱负结合起来，从而决定了由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组建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是这样的初心和使命不断锻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中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得到成长、发展和壮大。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初心和使命，使得我们党的即便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依然能够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衷心拥护。事实上，即便是党在犯后来的人认为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也一直没有动摇过，我们党的“错误”属于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前进和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心里所想的都是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的富强起来，从而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即便是“文革”，出发点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要损害人民利益，把党和国家引到什么邪路上去。

（三）明确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作为永远坚持的发展方略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通过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两个必然”的必然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就连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甚至有些内容“已经过时”或“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晚年也意识到东方社会“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有其独特性，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革命道路——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青年马克思还黑格尔的影响，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此基础上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了中晚年，马克思意识到他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明确反对把带有西欧特点的资本主义历史规律“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的上述唯物史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都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顺利完成是基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和平赎买”方针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那么好的成就是基于毛泽东等人对苏联模式的积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样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国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四）明确将“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与“加强党的革命性锻造”有机结合作为党永远接续奋斗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曾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唯物史观强调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自发地具有先进的思想、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尚的道德行为，甚至“真理不一定取决于大多数，大多数不一定就代表真理”，人民也不是“毫无缺点，全知全能”“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一种力量”。鲁迅的《药》就曾深刻剖析了传统社会的人性弱点——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缺乏牺牲、追求真理与奋斗进取的精神。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去领导、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够真正觉悟起来、道德起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党内和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存在着大量的“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很不利于党的团结、正确路线的执行和革命的前途，因而需要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并努力克服这种思想。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不忘加强党内教育和对人民的思想引领，把“三反”和“五反”有机结合，保证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顺利进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西方政治和思想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往经济社会发展中累积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党内腐败和四风问题等，使得国家和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这就更加需要继续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以形成有统一理想信念、目标追求、坚强意志、行动有力的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与时同时，我们党自身也需要不断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革命性锻造，毕竟堡垒出问题很多时候是在内部。因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开展了以“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同时把反腐败工作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很好地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树立了党的良好形象，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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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式的经济社会建设，并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不倒并高高飘扬。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谋求中国发展

唯物史观最讲政治正确。只要是一个真正客观公正而又科学理性的人，都会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这么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那么艰难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相对稳定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易言之，我们党为了实现“初心、使命”，既有胆量也有雅量，既能不断创新又能自我纠偏，从而“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成了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核心力量。单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历史来看，能够取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取得的辉煌成就，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外，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独立自主谋求中国发展。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建立了崭新的新中国，为独立自主谋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独立自主谋发展精神的感召下，新中国又在毛泽东主席励精图治的领导下，做规划、订目标、搞突破，并在打开国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进行社会领域的全方面深刻变革，取得了经济、社会、人才、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诸多突破，其中最根本的突破就是“勇于走自己路”，不再依赖任何外国的势力和资本，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质上就是我们党坚定不移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之路的庄严承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大踏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谋发展”的方针，诚如习近平所说：“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二）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唯物史观最讲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秉承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民立场”，强调“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形成了“无敌于天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根本要求的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新中国七十年来之所以取得社会各领域的重大突破，使我国不断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并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我们党的初心，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主席多次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最终胜利不是由“钢铁数量多少”作决定的，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想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使他们自愿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继续坚持群众路线这一传家宝，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样高度重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人民是我们党的根基和血脉，党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建设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充分发挥群众路线在治国理政和从严治党中作用，沉下身子，以人民群众为师，保证人民群众“建言献策渠道”和“批评监督渠道”的畅通，要把人民群众的“秘笈”和“逆言”作为我们工作最好的镜子和全天候的“探照灯”，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成为我们党的工作的启明星和指南针。

（三）敢于纠正以往错误，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唯物史观最讲尊重历史。用马克思主义铸魂凝志的中国共产党，秉持《共产党宣言》的理想宗旨，牢牢坚持建党时的初心，从不徇一党之私情，因而能够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敢于直面自己、审视自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待我们党史和国史，既不否定自己过去通过伟大革命、伟大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不遮蔽、否定自己过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毛泽东曾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学习组提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党的历史，“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要完整地准确在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同时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于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实事求是”“干脆利落”地解决。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是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每个历史关头把握自己、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他还要求人们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史不能相互否定。综上，正因为我们党能够以敬畏之心、宽容之情对待历史，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洞悉把握“历史之势”，从而能够很好地带领一代代共产党人传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捧”，以“无我”、“忠诚”“奋斗”“牺牲”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接力赛。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过去有些国家有些时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而相反的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幸，就产生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我们党敢于纠正以往错误与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原则，以解密、反思和重新评价历史为幌子，竭力营造“塔西佗陷阱”话语，歪曲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荣奋斗史和现行宪法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从而达到告别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投入西方资本主义怀抱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不符合唯物史观，因而我们党一直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努力防止其荼毒未来，这也是我们党能够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重要意识形态基础。

（四）捍卫实践真理标准，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

唯物史观最讲历史规律。但历史规律都是现实的人把握的，“道可道，非常道”，人要准确地把握规律并不容易，必须依靠社会实践，使对“规律”的认识不断升华为理论，并使理论在社会大熔炉的滚滚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使理论更好把握历史规律、服务于人类实践。这也就是说，绝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封闭的孤立地存在的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和文化的背景存在着因果制约性”，如果离开那个时代的特点，“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产生的思想土壤，离开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因而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立足实践、面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和以不同方式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而奋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就是说，“与时俱进”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共产党人正确的历史观，既意味着实践中对规律认识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做法的否定，也意味着理论上必须跟上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要实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必须冲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的唯心论束缚，真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如毛泽东的惊梦一语：“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还告诫我们，要想保证党的各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和最终胜利，就必须保证自己的思想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合于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实践，不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毛泽东之所以能正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秋收起义的实践。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验证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也正是基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文革”结束以后，本质上属于教条主义的“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以实践派著称的邓小平，发起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最终捍卫了实践真理标准，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紧跟时代步伐、顺应人民心声，破解新的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棘手课题，进一步创立了指导新时代“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全体华夏儿女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表明，只要真正坚持好实践这一真理检验标准，不教条化、庸俗化地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一路走来从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坚如磐石般遵循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初心、世界观与方法论，把握好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总体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和人间奇迹。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非常重视认识与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实践的辩证互促关系，启迪全党：“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