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会科学 | 耿步健、姬全生：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

1. 生态政治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兴起

生态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首先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标志是开启了从政治视角审视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的《生态学与革命理想》《共同体的悲剧》。将生态问题政治化是西方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转向，因为生态问题已经关乎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不从生态政治的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无法获得政治认同和有效进行社会治理。1969年美国以环保为主题的草根运动直接催生了从1970年开始的“地球日”（每年4月22日）的设立。而属于美国1970年多事之秋的核泄露、汽车含铅尾气、工厂浓烟污水等生态环境问题，使得首个“地球日”活动真正具有了生态政治的强烈色彩。人们高举着各种标语、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巨幅画像，高呼口号，要求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而美国国会近40名参众议员也分别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立和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出台。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于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有后来的“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性环境组织。发起成立“地球日”并被称为“地球日之父”的海斯还先后供职于相关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研究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使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政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很好地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

2. 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治理成效的低微。众所周知，我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开始从落后的农业国步入了通向先进的工业国的快车道。特别是经过长达15年的艰辛谈判并于2001年11月10日昂首跨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我国更是借经济全球化的东风插上了经济社会发展腾飞的翅膀。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从1979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达到了9.8%，远高于相同时期世界经济只有2.8%的年均增速，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体现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

第一，资源约束趋紧。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上是粗放式的，其特征主要体现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付出了非常沉重的自然资源代价，很多地方无一例外地不计自然资源成本，随意征用开发土地、矿藏、森林、草原和湖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消耗、浪费和短缺，也出现了许多圈了地又无力开发的荒地，使“生态贫困” 状态进一步恶化。

第二，环境污染严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是全方位的。总体上看，我国的空气、水、土壤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我国很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空气质量合格的不太多，达到一级标准的占比仅为4.2%；七大水体中属于劣质五类水体的占到25%，大型淡水湖泊、城市湖泊基本上达到中度污染且富养化问题突出；约有90%的地下水遭到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城市中只有3%的城市地下水基本清洁，农村更是成为地下水污染的最为直接的受害者；化工开发区附近的土壤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的土壤受到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

第三，生态系统退化。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野蛮掠夺式的资源开发，使得我国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表现在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森林破坏、湿地减少、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减少、越来越多的生物消失或濒危、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生态自我调节恢复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和内生质量降低等等。

上述生态问题既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指系，也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3. 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生态政治观

如果粗略分析，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似乎与西方生态政治观有着相同的逻辑基础，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本质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反生态本性的资本逻辑造成的，属于结构性、内生性、长期性的问题，无法靠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来克服和最终解决，这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决定着“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即“个别企业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润，而不是考虑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环境问题”。而我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造成的，属于无知性、外生性、阶段性的问题，能够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来加以克服和最终解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人和自然界”与“人和人”的两大矛盾将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

有人说，我国的生态问题也是由“资本逻辑”造成的。这种观点比较肤浅：一方面，我国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1972年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9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另一方面，我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听任资本逻辑对自然的横行霸道，因而能够在发展中充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纠正经济生活中的非生态文明现象和行为，从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而又积极地珍爱自然、保护生态，不断推进我们的经济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工业发展给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乃至破坏还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处于自然能够正常承受、调节和恢复的范围内，生态问题并不那么突出。改革开放后，由于过分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更多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优势作为我国的努力方向，在谋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尽管有“三同时”等环境保护制度，但很多企业由于资金短缺、环保技术跟不上、生态保护措施无法到位，以及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资本逻辑”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新时代，完全能够运用制度优势限制资本无底线的逐利本性，更好地坚持生态优先，促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二

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早在2013年4月就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存在“很大的政治”，绝不能简单视作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初步形成的印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把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攸关“党的使命宗旨”和“民生”的政治高度，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这标志着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正式形成。在习近平看来，生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只有从政治的高度看待生态问题，才能走出一条绿色环保健康、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化道路，真正实现“和谐美丽”的强国梦。总括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基本立场

立场问题是政治观的核心问题。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基本立场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人民立场”。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之所以那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真正的“天”，是人民群众真正的“衣食父母”和生存发展“靠山”，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人民立场是由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核心理念所决定的。“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反映执政党使命宗旨的一句政治口号，也是执政党对人民群众庄严承诺的一种政治信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秉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坚持一切为民靠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而在实践中充分彰显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人民立场。

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在中外记者和媒体面前亮相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指出“美好生活”的切实内涵就是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把“更优美的环境”作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有机要素，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思想底色，体现了习近平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悄然转化的准确判断与把握，也是对实现民生福祉的一种生态政治洞察和对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美丽中国的一种治国理政宣示。

事实上，早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已经十分关注“更优美的环境”的建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农村做知青时，他就带领当地人寻求替代煤炭的新能源——沼气，并成为当地“建沼气的‘专业户’”；在正定期间，为实施农业生态战略，在主持制定《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则》时，旗帜鲜明地要求“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还提出要加快沼气、太阳能等清洁环保资源的利用等；在福建，提出“工业的发展要与自我平衡能力相适应”，收缩乃至取消长线而又高耗的加工产业、大力扶持短线而又低耗的产业等；在浙江，更是把生态省建设放在首位，强调“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并提出“两座山”的发展理念与生态文化，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升真正有机统一起来。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将建设“更优美的环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在到地方考察、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时，反复强调“环境美”。比如习近平2013年4月要求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并希望江苏生态环境保护做到“两个率先”，“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2016年8月在青海考察时强调“美丽城乡建设”，指出青海“要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2. 以民生为追求：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生态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生态系统调整恢复机制逐步退化而出现的。崇尚以民生为要义的价值取向、切实解决好生态民生问题，是坚守和践行党的“初心”的重要内涵。我们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得幸福，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施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建设奇迹般地取得了令世人不敢相信又毋庸置疑的辉煌成就，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吞噬着物质生活逐步丰富所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早在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就说过“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强调如果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即便老百姓挣再多的钱也不会有什么幸福感，进而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的民生福祉”。2016年8月，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

综观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其核心要义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将优美的生态环境看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民生建设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政治要求，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的相关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在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他还掷地有声强调，决不能让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变得越来越糟糕，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生态环境建设好，既要为现时代的人民群众创造宁静、和谐、美丽的生产生活环境，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基础的前提，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他十分明确的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发展下去也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所以一定要顺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期待，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答应为出发点，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空气、水、土壤三大生态民生问题为重点，通过坚持和践行以绿色为底蕴的新发展理念，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势能不断转化为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的动能，努力建设“健康、宜居、美丽”的生态家园，让所有居民都能享受蓝天白云、呼吸新鲜空气、喝上干净水源和吃到安全可口的食物，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3. 以美丽为目标：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理想境界

美丽是生态环境的应有之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具数字魅力堪称经典口号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中，就有“环境美”。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美丽中国”，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政治高度反复强调要美丽中国及其建设，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将“美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这一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目标的提出，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境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内涵的同时，也彰显了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理想境界及其价值追求。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美丽中国的建设蓝图、路线图和时间表。“建设美丽中国”与“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相得益彰，体现出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责任担当与人民情怀，“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从生态政治的高度讲美丽，一方面是对“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短板’”非常深刻的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反思，和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生态维度的最具时代引领意义的国家战略安排，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出现的生态危机、生态灾难、严重损害最大多数人的生态权益和造成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和对我国努力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保障更大多数生存发展权利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彰显了习近平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清晰思路和英明决策。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就以其敏锐而又独特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指出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他还指出，由于“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因而“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他特别强调“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一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后，习近平在2012年12月广东考察期间，再次强调“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对于“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而言，“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为了更好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习近平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唯物史观，着力分析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之蕴，认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由此，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成为习近平致力于事关“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组合拳”，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最具亮丽色彩的三个关键战略，也使得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理想境界有了更为明确的擘画和呈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将“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所要建设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自觉努力践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继续沿着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阔步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除了上述分析归纳阐述的三点之外，还有很多。特别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丰富的中国内涵，而且具有丰富的世界内涵，对于世界人民的民生福祉、人类美好地球家园的建设具有深刻而又长远的战略意义。限于篇幅，另外撰文阐述。

三

1. 努力构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

习近平在2018年5月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这句话里面的“生态文化”并非习近平首次提出，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他就提出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指出“要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所谓生态文化，本文认为是指以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观为基础、以内含集体生态环境权的集体主义为核心，更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长，最优化解生态环境顽疾综合征、高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观念、意识的总和。生态文化的核心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这种生态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整合，就形成了带有社会价值观革命性意义的生态集体主义（即与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视野中进一步寻求‘人与人’与‘人与自然’双重关系和解统一”。只有生态集体主义最能彰显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生态文化的真正魅力。按照习近平所说的“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要想更好地落实和践行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就必须努力构建能够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理念——即生态集体主义的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两者都强调人与自然界中的其它生命个体属于同一生命共同体，都致力于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完整、美丽，都强调所有生命个体的应有权利和对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但西方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由于“将生态系统本身视为自然权利的最高主体”，从而在从哲学认识论方面“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同时，使人失去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唯一性，而在人类中心地位失落的同时，也容易导致生态整体主义最终成为一种最具浪漫色彩的空中楼阁。因为自从人进化成人以来，一切围绕着人的思想观念才有了最为现实的根据，一切的价值论也才有了批判与被批判的舞台，离开“人”这一价值主体去谈价值，一切就显得毫无意义。由于除人以外的生命体不具有创造性，对自然也没有如人类所具有的破坏性，因而，一切道德和法律的义务都成为人的专有属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整体主义因变相地消解了人的价值主体地位或人类中心地位，使人的本身的意义得不到确认，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人类承担道德和法律义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生态集体主义既强调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为本”），又强调人对人和自然万物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因而更能够促使人站在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政治高度有组织地开展社会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治理，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矛盾和解的思想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更好地彰显了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和“以民生为追求的核心要义”。

2. 不断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落实和践行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仅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是不行的，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依据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在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要求人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致力于补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以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能够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并发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全面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出台了大量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稳中向好”的趋势和成效，但还存在“成效并不稳固”的问题，特别是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来更好地落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并在巩固已有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

要乘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的东风，通过不断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的新时代，使以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为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细、落小、落实。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容确定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四个方面。随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将生物安全和核安全纳入生态安全体系，从而给进一步坚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切实担负起维护生态环境领域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项风险挑战”明确了思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将相关的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或对接，形成一个无死角和缝隙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努力避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内不同部分的各自为政和相互削弱。

3. 扎实推动形成全社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是一种社会生态综合征，病源“有的来自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有的来自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的来自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态环境保护能否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走传统经济发展的老路，环境不堪重负，那经济的发展就会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背道而驰。因而，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并不断坚持巩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既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又是落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关键。所谓绿色发展方式，是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所谓绿色生活方式，是指“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按照习近平所强调的，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首先要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如果认识上不清晰、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中不抓紧和落实，任凭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那我国的发展必将不可持续、美丽中国目标和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就不可能实现。

按照习近平的相关系列重要论述，要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社会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做到：第一，在“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和坚持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认真践行习近平的习近平“两座山”理念。该理念蕴育于正定、萌芽于闵东、成型于浙江、成熟于治国理政，完整的阐述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要求“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二，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生态政绩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考核评价指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GDP不要发展灰色GDP，克服唯GDP论英雄，懂得“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强化领导干部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等的责任监察与追究。第三，要通过科技创新，开发“生产清洁化、环境无害化、能耗节约化的科学技术”，促进“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相结合”的循环经济发展，力求“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经济发展之路”，最大限度地将速度、质量和效益统一起来。第四，将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倡文明饮食习惯和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形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绿色文明生活方式。

4. 大力弘扬生态环境道德与法治精神

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长期努力，精心调养”，形成所有相关主体的“协奏”与“合唱”。习近平早在主政浙江期间就提出：“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要保证政府、领导、企业、公民各社会主体都能严格执行和遵循生态文明制度、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就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生态环境道德和法治精神，努力克服一定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消极现象。习近平强调，“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对于那些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和不注重环境保护的行为决不能有“下不为例”的手软，必须通过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和实行最严明的法治，对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败德违法行为都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方式进行严肃认真的查处，并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使生态文明的制度法律成为刚性的约束和带电的高压线，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强化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和实行最严明的法治，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也是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道德和法治要求，它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强调在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把协调人际间生态利益冲突、实现生态环境的公平正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与关键，从而真正实现生态治理的制度外在规制与道德内在自律的有机统一。根据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的重要论述，必须强化生态文化体系和生态制度体系的建设，通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不断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以此作为生态道德和法治建设的核心，实现生态道德是内心的生态法律和生态法律是成文的生态道德的有机统一。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暴发蔓延、其它各种生态灾难频发的态势下，要防止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件发生，既需要把“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强化生态道德自律自为意识的养成，又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完善定型化、条文化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和治理体系来规范约束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和习惯，使全社会各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都能循规蹈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备注